确实存在一个以摧垮中国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学阴谋

确实存在一个以摧垮中国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学阴谋

摘录自何新的新书:《反主流经济学》,本文已公开出版。

确实存在一个以摧垮中国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学阴谋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

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

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下岗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而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着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重要而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至今仍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身上。

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的智慧。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预言不断破产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但是,这位先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了!

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此文是何新2000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的一段采访记录。

何新: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

记者:1974-1975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策失灵了。

何新:1978年,罗斯和密尔顿的《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出版,此书成为当年的经济类畅销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再度复活。

作为英美主流经济学思潮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一个小流派–新制度主义原初还是英美经济学中一个小流派,理论可以溯源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这个流派内涵颇杂芜,实际从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规范性理论。

科斯的理论与自称”新制度主义”。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重点在于产权理论,论证惟有私有化才能提供最佳经济最高效率的所谓“科斯定理”,为前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同时也导致这些国家90年代初叶发生普遍的市场崩溃和经济瘫痪。科斯本人因这一套私有化学说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经济奖。

新制度主义于80年代中后期,通过香港传播的意识形态媒介而渗入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方案中,一些极其重要的政策设计基本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所鼓吹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

因而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后改变了针对问题、务实改革、解决困难的邓小平改革路线,许多经济改革措施的目标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

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权化改革”来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大量泡沫经济现象,促成了地方政府全力追求虚幻GDP表面增长的运动。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发起贱价变卖国有企业和地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同时造成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这种政策,都是根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而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

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吹嘘自己是最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领导人。

然而,我通过研究认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或者所谓“新制度主义”,从来不是什么经济科学而只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的政策工具。

要知道,与多数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当今的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客观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记者:换句话说,你否认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客观性的科学。

何新:所谓当代经济学主要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学派的基础理论是在19世纪初、中叶,主要以萨伊、帕雷托、马歇尔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后取代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这一派学说,经常被浅薄的中国经济学人吹捧为所谓“现代经济学”。其实,究其基本理论基础而言,它毫无现代性可言,它其实就是19世纪时被马克思称作经济学”庸俗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理论的基本框架是在1830年前后已经形成的。

萨伊、帕雷托、马歇尔这几个人的经济理论是极其可疑的。特别是萨伊,这位法国19世纪初的经济学人,虽然自封是斯密门徒,但他那一套东西曾经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被批驳得体无完肤,马克思斥为完全是伪科学。

然而,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也叫什么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或者新产权主义经济学,名目尽管有所不同,但主要就是依据着萨伊等19世纪庸俗经济学所提供的一套理论框架。

记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来源于亚当•斯密的。

何新:是。萨伊则一直被新自由主义者膜拜为斯密学说的最好、最着名的传播者。你知道香港有一位现代萨伊吗?

何新:有个人从1984年以来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的大名叫”五常”博士。

记者:”五常”博士,他姓什么?

何新:他应该没有姓,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曾宣称自己自动放弃父亲的姓了。

这本来位无姓者的全名是”张五常”。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省略他的父姓,那是因为他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他以此自我标榜,示意人们对他很熟悉,很亲善,似乎他也很权威。其实,我在国内出版物中从没有见到谁引证”张五常”时会省掉他的父姓,而只写作”五常”——除了我在这里以外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着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特工吧?

何新:不,我可没有根据去这样说。

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着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发动乱,但他们仍然决心怂恿中国必须按他们设立的方向进行这种”改革”。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我们似乎真的采纳了来自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这一金融改革建议。而由这一建议所引出的直接结果是:

“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张五常其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前后,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这一套丛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

当时“新启蒙”派搞这套丛书的目的,可能是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楷模。百科全书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这部着作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新启蒙派似乎也试图在80年代的中国发起”启蒙”运动。

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最着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的着作。主编是狄德罗。参加编篡工作的还有:达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毕丰参与撰写自然科学的条目,孔狄亚克参与撰写哲学的条目。魁奈和杜尔哥在他们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阐述了重农主义体系。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又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条”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这是彻头彻尾不真实的谎言。我在前面所引证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的论述,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张五常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着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张五常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

[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就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义。实际上,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张五常的那些观点,既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证明。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自己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这就是他那部书的书名:《经济解释》。但从内容看,这部书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是关于私有制神圣教义的布道、传教和引导。这部书的书名也是”伪”的。)张氏说: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好一个”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学深不漠不关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这正是张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极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乃是具有”公理意义”的自然科学:

“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尽管张五常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

对张五常来说,除了科斯和张某,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

“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威尼斯游戏手机版,m.vns12356.com,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弗里德曼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什么是什么,而不考虑它应该是什么。

记者:为什么,你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4、为什么美英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以上引自张书第497-498页,商务版。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

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的引导性理论。

此文是何新2000年出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的一段采访记录。收入《反主流经济学》。发表博客何新有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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