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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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澳门网址,2017年是潘天寿诞辰120周年,5月2日,由文化部、中国文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了我国20世纪杰出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的120余件作品。展览从“高风峻骨”“一味霸悍”“奇崛明豁”“雁荡山花”“守常达变”“饮水生涯”六大板块梳理呈现潘天寿的代表作、手稿文献和卓越笔墨成就,在当代艺术创作的背景下,揭示其对于弘扬中华精神、树立文化自信、传承民族艺术的价值意义。展览期间还举行了“潘天寿与文化自信”主题学术研讨会。潘天寿是中国现代绘画的一代大师,他的绘画代表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高峰。他把民族绘画提到关乎一民族、一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高度,认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 120周年纪念大展”现场

1962年潘天寿与郭沫若相聚于杭州,切磋画艺。

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上,潘天寿以“强其骨”、“一味霸悍”的雄强气概,独辟蹊径,刚健为宗,立奇达和,以“不入时”的抗争,铸就了一种使人惊动的大力和大和谐,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潘天寿说,“艺术必须有独特的风格”,而“风格之难者,在于特别高,特别显”。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造,三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这三条他都实现了,并且高格调地“成其奇异”。

识 高

潘天寿志向高远,识见超人。他的艺术成就首先建立在“高峰意识”上。他那种过人的识见、高超的格趣和谨严宽宏的治学态度,感人至深。潘天寿认为,“一艺术品,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而中国的绘画,与西方的绘画系统双峰并峙。中国人从事中国画,更须有“新新不已”的精神,如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倘故步自封,安于已有,诚所谓无雄心壮志之庸俗懒汉”。这就是说,既要继承传统,能够代表固有的成就,又要推陈出新。

潘天寿的识见、魄力和毅力,论之者多矣,我只是强调:志高矣,言论不得不高,作品不得不高。先生的作品,与言论,与志趣,实实在在,翕然如一。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先生超人的识见,从他如何师法前人中可见一斑。

古人说“师心不袭迹”,学精神不学面貌,先生的大本领就在于得各家之特点,抓住某种意趣,推至极点,但不失他自己的个性。潘天寿绘画的特点可谓奇异不拘——奇异而有高质,不流俗、不从众,超逸,不拘于宗派门户、工笔或意笔,不拘于成法,再加上他
“徒以不下人,倔强撑一肚”的个性,最后达到方刚静凝、警奇古厚、超豁高雄的意趣与境界。先生走的是“以奇取胜”、“立奇达和”之路,即不局促于规矩,遂形成具有方、简、健、奇、重、大的强烈特色的风神体制。他曾说过:“我想以奇取胜,一看使人惊动。”然而对创奇的认识,先生是极为清醒的:

绘事往往在背戾无理中而有至理,怪僻险绝中而有至情。

绘事以奇取胜易,以平取胜难。然以奇取胜,须先有奇异之禀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然后能启发其奇异而成其奇异。如张璪、王墨、牧谿僧、青藤道士、八大山人是也,
世岂易得哉?

邓椿在《画继》中认为牧溪的画不入雅格,但潘先生却不囿于这种认识,反而称赞他。他还说: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是门户之见,不是学术的态度。古人也有偏见,尚南贬北,不光是画,文学、医术、拳术,总是尚南贬北……我们不要有南北的见解。各有特点、弱点,取强点,去弱点。

潘天寿追求的正是“有法无法间”。我们可以在他赞誉、心仪的画家中得到证明。先生看八大画展时,犹赞“画不过他,画不过他!八大山人表现事物深刻之极,以虚求实,古无二得,落落疏疏,妙及难及,画不过他呀!”他于表现对象,最重
“神情骨气”,落落疏疏,大方洒脱。十分明显,潘天寿是以青藤、八大等自期自负的。潘天寿于以上各家,多有会心。当然,于画“师心不袭迹”,为人处世也不必尽如上面这些画家。他所追求的是“登峰造极”,包括品德、抱负、识见、学问、学术之心,而非一般所谓文人、才子,或者无羁的画家。

手 高

“技艺”必须与“画艺”区别开来。技艺是一般的,画艺则是独特的,有创造性。没有技艺,成不了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画家,必有超出于一般技艺的东西。所以想要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潘天寿的作品,不能不知一般性的“技艺”,即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其特征主要在“笔墨”和“章法”。

画要写“形”,点画的关系结合以成形。写形要有一种结体的方式,所以笔墨的含义包含笔、墨以及结体方式。所谓结体就是结构,比如如何画一块石头,一组石头,一棵树,一组树,等等。个体如何结成局部的小体、再到局部,最后再成为大体。结构是“笔墨”,结体也是“笔墨”。只视用笔用墨为笔墨,是不完整的。书法家有好的用笔,但未必能画出好画。这就涉及如何结构、如何结体的问题,包括一石一树以至结成局部、全部;如何勾勒、点皴,灵动还是迫塞,其中气机大有不同。结体方式中有枯湿、断连、撞让、完破、承接、繁简、疏密,等等,不仅是形的问题。所以同一构图,画手就有高下之分。

中国画体由
“笔·墨”和形两方面构成。笔墨是一般中见个性,结体方式是个性寓于一般。潘先生有自家面目,主要在于其结体有别于他人和前人,因而个人面貌特强。

潘天寿的用笔,取南宋水墨苍劲和浙派的健拔,而去其率直颓放、单薄燥硬;得书法用笔的“留”、“缩”、凝重,而无文人画末流的庸弱琐碎,故大刀阔斧,形态方折,而机趣圆融,寓圆于方,厚重清警,“沉着畅快”。如果说董其昌的笔墨,堪称“笔精墨妙”,为“温柔敦厚”偏于秀美的典型,那么,潘天寿的笔墨,不愧是刚健清新的壮美的模范。他的用笔是“刚而和”的。

中国画的基点和高度,可归结为“超越”二字,就是说,“超越”为其质性。有了平、留、圆、重、变和清、润、沉、和、活,还只是笔墨在第一层的超越。纵观画史,宋代之前的画已能达到平、留、圆、重、变的要求,至元代,元人提出以书入画,增加了用笔的书法意味,出现“屋漏痕、折钗股、如锥划沙、飞鸟出林、惊蛇入草、银钩蚕尾”等情味。宋人“无我”,主意境;元人“有我”,重意兴,以书入画,笔墨趣味多。宋人达到第一层要求,元人达到第二层要求,所以说中国画以宋元为最高。但这依然不够,后来又加入境界和格调,即人生境界。比如我们常说倪云林比其他人高,就高在境界和格调。人生境界,按冯友兰的理解,由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再到道德境界,进而到天地境界。潘天寿说:“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如倪云林有“荒寒”之气,这就是气象、情致、意境、格调。先生的画中有段题跋:

间似文君春鬓影,清若冰雪藐姑仙。应从风格推王者,岂仅幽香足以传。

画兰花不光要画出幽香,还要讲品格,又高一层。所以对笔墨的理解要一层一层往上推。潘天寿对前人的境界和格调感悟尤多,如对于倪云林、石谿、八大、石涛等,在题跋和随笔中多有体现。

除了笔墨,在形的层面,也对应着“品”。唐代张彦远提出“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自然、神、妙是上品,精、谨细是中品。后来朱景玄提出“神、妙、能、逸”四品,“逸”就是在法度之外。所以作为笔墨的形象和表现,既要看用笔用墨的好坏,又要看作品的品格如何,这又是一层一层的关系。

潘天寿早年的《水墨山水图》曾题:

画事能得笔外之笔,墨外之墨,意外之意,即臻上乘禅矣……

“外”即超越。笔外之笔,前者是用笔的痕迹,后者是运用各种笔法而能出各样姿致者。平留圆重变,是形迹;形迹之外有情致,有趣味,为重、拙、大……同样,墨有浓淡枯湿,材料有鲜墨、宿墨,运用有泼、积、破、渍等,而墨外之“墨”即运用之而有融浑、清空、淡宕、缥缈等情趣者。如黄公望淡而有力,有虚和之致;程邃渴笔,淡而厚,所谓“干裂秋风”;黄宾虹“浑厚华滋”。意外之意,即画以意命笔,如诗意,而旨意之外,仍有一层一层的提升,有境,更有志趣所在,如清奇纯雅,如高华、高古、荒寒等风味。所以先生说:

画者,画也。即以线为界,而成其画也。笔为骨,墨与彩色为血肉,气息神情为灵魂。风韵格趣为意态,能具此,活矣。

可见“外”除了“象外”,还有“意外”,即画面意境之外的东西——境界、气象、格调,终能体现出画家的品性修为。

品 高

潘天寿的识高和手高,终究与他的品高有关。

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伦理。投射到文艺中便有“道德文章”之说,在绘画中则有“人品画品”之论。我一直认为,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本,也是中国绘画之本。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画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宾虹一再强调“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真善美。三字为近代论画之要旨,与古圣贤言论相合”。潘天寿更是极为注重人品,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说:

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与唐书“人能宏道,非道能宏人”一语相印证。

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

他相信,人品与画品是一致的。

我曾有幸聆听潘先生的教诲,并十余年目睹他的处世为人,每一回忆,一位最有原则的谦谦君子,刚正敦厚,儒家的高尚风范,学者的宏大谨严气象,就清晰地浮现出来。刘熙载论书法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可以移来论画。“画如其人”,于潘天寿先生得到充分的证明。正如他的论画残稿所说:

品格高,落墨自超。此乃天授,不可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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